中医药，是国之瑰宝，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中国历代医家，通过不断的深入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采用与其他医学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总结了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
中医药学是数千年来，历代医家以无法计量的海量诊疗实践为基础，而且是以鲜活的人、并非动物实验作为载体，所积累的临床诊疗经验，逐渐汇集、逐渐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中国医学科学，是华夏子孙繁衍生息绵延万世的生命屏障。跟西医相比，中医药学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以整体观念为核心，注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强调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原创思维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鉴于以上特点，该讲演稿一定要用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来做背景。可以选择古琴、古筝、琴箫合奏等曲子，例如高山流水、阳关三叠、平沙落雁、渔舟唱晚等等较为适合。
古代与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含义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那就是前者伦理优位，而后者法律优位。尽管两种社会都有伦理与法律的作用，但在传统的“熟人”社会，法律的有效性远不及伦理，而在现代“生人”社会，则法律的有效性远大于伦理。如果把这两种社会特征延伸到科学，则相应体现出科学实践中的非实证性与实证性。传统科学以经验为主要特征，缺少系统严谨的实证基础，而现代科学则以能否实证，作为判断知识可靠性的前提。一种传统科学若想得到现代社会的尊重，除非通过实证使自己现代转化，否则便会游离在主流之外，甚至被取消科学的资格，从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找不到确切的定位，只能边缘化弱势存在，并面临消亡的危险。
前面对中医进行了知识学与人类学考察，但真正需要它前沿面对的还是社会学层面的考验，因为这是表层，而人们认识事物又都是从表层入手的。一旦中医通过努力成功应对了社会学意义的挑战，那么后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社会学意义看，目前对中医有三种代表性的认识，可概括为传统派，西化派和转化派。传统派认为中医应保持本色，超越科学与人文之争，通过文化熏陶与权力推动来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西化派则认为中医本身总体上已经过时，应通过西医对其进行改造，取合用之处补自身不足，而不合用之处尽管弃之。转化派主张既不能象继承派那样不顾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行我素，也不能象西化派那样放弃自身主体地位，而应该在符合自己本征和满足社会诉求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转化成为超越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更为先进的医学体系——现代中医，并认为现代中医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医并存互助，还可以与现代西医互补为用。
面对患者，医生通常会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他有病吗？他有何病？如何治病？如果用医生诊治患者的例子来类比中医，可以把这三个问题代换为：中医出现问题了吗？问题的症结何在？如何解决问题？继承派似乎并不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认为还可以按照中医本身的惯性继续走下去，所以也就不存在后面两个问题了。西化派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它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应该将其西医化。转化派也认为中医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不能理解它异于西医的理论模式，也不能普遍接受它的实践样式，应该努力把这种理论模式运用适当的现代科学理论进行诠释，并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对其传统实践样式进行全新武装。笔者以为，继承派从根本上误判了形势，西化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中医面临的问题，但却错误地解释了它的成因，从而不可避免地开错了“药方”。而转化派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对原因的说明是适当的，采取的对策也是可取的。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转化派的“药方”中有三味“药”，即“正名”、“复兴”与“现代化”。多元文化的长期碰撞导致了中医界的分化，而公众也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出发对中医各有解读，其结果出现了中医姓“科”与姓“文”的分歧，而姓“文”的呼声不断走高，姓“科”的支持力日渐式微。名不正者言不顺，言不顺者事不成。为中医正名，还其科学的本来面目显然是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中医的第一步。但仅仅做到正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复兴中医的知识背景——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否则无法深刻认识中医的思维方式与学术特质。解决了前面的两个问题，最后要做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中医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中医现代化不是中医西医化，事实证明多年的中医西医化并没有使中医真正现代化，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出偏，二是条件不足。中医西医化的策略是用西医结构医学的理论框架去牵强地说明中医的信息医学命题，这就如同给猫喂了狗食，不仅未能养出胖猫，还浪费了狗的饲料。而在手段上，与中医信息医学本征契合的现代信息技术尚在早期发展阶段，其智能化程度还不能满足中医的信息化实证需求，人们只能借助结构化实证的技术进行着各种尝试。但曾经付出的时间与财富代价是值得的，正是这些艰苦的探索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中医将按照符合自身信息医学本征与满足信息社会诉求的原则，充分运用系统科学与信息技术的“理”和“法”，通过整体制约的信息化实证途径实现从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化。而中医现代化本身又可以作为一个鲜活的理论与实践模型，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