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很多医者明确地提出中医是古代先贤从周易、道家理论中感悟出来，因此主张学医必先悟道、学医必先通易，尤其是精于阴阳、五行变化之理，所谓“医明阴阳五行理，始晓天时民病情”（《医宗金鉴・运气要诀》）。但考之《左传》等古代文献，可以看出：至晚在春秋早期，就已经有了与巫医相分离的医学理论，其思维方式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医论多有类似，可是在《左传》中记载的早期医论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抽象的阴阳、五行或是易学理论；更进一步地说，在整部《今文尚书》，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年之前的文字中，都没有看到任何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说医理源于易理并无根据。自《左传》昭公二十年起，出现了抽象的阴阳等一系列概念，而医者也开始以此为依据来阐述医理，但这并不是说抽象的阴阳、五行乃至易理是从鲁昭公二十年开始出现的，事实上《左传》以昭公二十年为分水岭，前后的语言使用、叙事笔法区别非常大，只能说明前后是由不同的史家书写的，从笔法的繁杂、华丽程度上看，显然昭公二十年之后的文字晚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医理论并非从阴阳、易学中孕育出来，而是在这些理论流行起来之后与之融和。至于五行理论则较阴阳理论更晚，据民国《古史辨》派学者考据，成熟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产生时间，最早不过战国早期，甚至中期。因此，开始写于战国中晚期的《黄帝内经》大量使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也已经开始用五行理论解释五脏关系，――但即使如此，也未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战国、西汉初年医论有一字提及五行。后世医家在使用五行理论时，也并非视其为重要的金科玉律，而是在辨明五脏关系后，巧妙地用五行理论编造一个解释而已，清代的大医家刘止唐甚至提出“先天逆生，后天顺生”，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水生金、火生木这种与传统五行生克理论相反的规律来解释五脏关系，更可知并非五行理论指导并发展了中医，而是中医利用了五行理论来做装扮而已。当然，医学确是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理论以发展自己，但问题在于：新兴的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中医为什么能治病”这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内经》还是后世各家医论，都只是在用新兴的理论作为外衣，用华丽的语言叙述简单的道理，或者用一种假设的理论去论证另一种假设的理论，进行自证循环的游戏，很多内容严重脱离临床。因此，中医无论是诞生还是发展，都与阴阳、五行、易学、道家理论等中国重要的哲学理念没什么直接关系，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孕育了中医，不如说是中医用中国古代哲学的外衣包装了自己，为的是让自己更加迎合市场，适应大众的口味。二、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产物中医始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里生存，它所使用的语言必然要适应这个大环境，但其主要的理论内容与背后透露出的思维方式，却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古代医学中同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内容，而使用的思维方式也极其相似。以最经典的阴阳为例，在《希波克拉底文集・摄生论》第一篇中，有一段谈论水火关系的文字，细玩之下，会发现并非在谈论现实中的水火，而是以水火为喻，谈论事物间的关系，其思想与中国的阴阳理论并无太大出入：“一切动物，包括人，是由功能不同但一起发挥作用的东西――水和火组成的。二者在一起互相充实，而且使万物满足。但是只有一方则本身不充实，也不能满足万物。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如下：火总是消耗一切，水能滋养一切。然而它们轮流做主人，或者被最大限度地控制或者尽可能不受控制。它们都不能完全制服对方。因为，火，它的进展受水限制，它缺乏营养，于是转向容易获得营养的地方；水，它的进展受火限制，不能再前进，于是停在这一点上。水停止时，不再有力，从而被消耗转作火的营养，受火的煎熬。然而，由于下面的原因，二者谁也不能完全变成主人。假如曾有过一方先被制服，它们便都不是现在的状态。像它们这样的东西，总是以老样子存在，既不会单独地也不会共同地自然消亡。所以，如我所说，水和火，上至极大，下至极小，赡足宇宙中的一切。这两种元素，各有如下性质。火性热而干，水性冷而湿。它们也相互为用。火从水中获得湿性，因而火中有湿。水从火中获得干性，因而水中也有干。它们就是这样，可以分别形成很多种状态。既是种子，又是生物，彼此的外表和性质都不一样。因为它们从不停滞在同一状态，而是变来变去，由这种元素独立出去的东西也必然不同。于是（万物中无一会灭亡，也不会出现从前不存在的东西）万物无生、无灭。事物的变化，仅仅是由于混合和分离的结果。可是人们流行的信仰是，一种事物增加并来到哈德斯神（Hades）之光下，同时另一种事物减少并消灭于哈德斯神之光中。”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容易读出阴为动阳为静、阴为体阳为用、阴阳互根互宅、阴阳互为消长的意思来，区别只在于使用的词语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用的是阴阳，而希波克拉底用的是水火。再比如中医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气，在西方医学中同样存在极其相似的概念，并且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中有这样的记载： 　　“与其说埃拉锡斯特拉斯是位解剖家，倒不如说他是位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有些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他是生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每种器官都有三种脉管：静脉、动脉和神经。他认为进入肺内的空气甚至也进入心脏，并在心脏内形成‘生命灵气’（vitalspirit），由动脉输送至全身各部。生命灵气在脑中（可能是在脑室中）转变为动物灵气（animalspirit），并由神经传至全身各部。”埃拉锡斯特拉斯（Erasistraus），古代马其顿医学家，其生活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晚期。他和中国古代医家一样，认为呼吸的空气在体内形成精气，并且沿着具体的通道流行于全身，而这种思想被以后的医家所继承，并指导诊断与临床。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大量转引了欧洲中世纪的医学手稿，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治疗疯癫？答曰：“如果在疯癫时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因此，需要扶持精神元气”。具体办法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外，阿魏、琥珀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又问人何以疼痛？答曰是spirit这种物质“猛烈地涌到某个部位，在那里造成痉挛甚至疼痛，……并使器官功能失调，无论是被元气遗弃的器官，还是元气所涌入的器官，都会因元气分布不均衡而受到严重损害，因为这种不均衡完全违背了生理系统的法则。”译文中的“精神元气”一词，在法语原版中是“spirit”。spirit一词在今天普遍翻译为“精神、精力”，在古代拉丁语系中，这个词的含意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因此翻译为“精神元气”并无不可。而这两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翻译成中医的语言：“问曰：何以癫狂？对曰：惊则气乱。正虚则气不归经，当扶其正。”“气郁则不通，不通则痛。五脏有病气虚者，有病气实者，皆失其平也。”非但指导思想与中医理论所差无几，甚至治疗手段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使用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让人体郁结的气机流通。再如中医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湿，在古代西方医学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希波克拉底文集・气候水土论》中谈及一个叫塞齐安斯（Seythians）的种族：“他们冬天和夏天的衣着、饮食无区别，总是呼吸湿气，喝冰雪化成的水，不干累活。这里四季变化不大，人们不需要精神和肉体上的耐受力。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的体格粗壮、多肉，关节不突出，体质多湿而疏松，肠道下部十分湿润。我将对他们的湿性提出明确的证据。你会发现大多数塞齐安斯人――都是诺曼（Nomad）人――都有肩部烧痕，他们的胳膊、腕、胸、臀和腰部都一样。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即由于他们体质上的湿润、柔软。他们由于柔软、松弛，无力拉弓和投掷标枪。但是当他们一再烧灼掉过多的湿气，吸干他们的关节，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坚实。”在这里，希波克拉底和中国的古代医家一样，都把“湿”这样一种自然现象当成一种具有物质性的、能够像物质一样侵入人体的事物。并且，这种具有物质性的“湿”可以通过烧灼来清除掉，与中医的“升阳除湿”理论并无本质区别。由此可见，中医理论虽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但与古代西方医学却多有类似，无论是指导思想、思维方式还是临床诊治，都有颇多相近甚至相同之处。中医理论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它更多的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