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响过程中，曾经辉煌了千余年的古蜀文明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凝聚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诚然，从考古器类学角度看，这以后再难发现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纹饰，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学上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角度来考察，便可发现，蜀文化作一种积淀了上千年岁月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力决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不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能上能下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仍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
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
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五代十国楚国·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
五代十国楚国·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
这里是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到两宋之时，
宋代出现了儒学地域化。罢黜百家，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
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
从湘蜀两大区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研究、湘学与蜀学研究、中国历史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发展研究、历史上湘川人物精神气质比较研究、湘川近现代杰出人物研究、湘川书院文化比较研究等多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