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五种起源说
人类有了语言，就可以积累知识，形成文化。有了文字，就可以记录语言、交流信息。语言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文字把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和文明阶段区分开来。文字更打破了语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将语言传送到远方，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用。 有关汉字起源的说法繁多，有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等。
结绳说
《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原始社会部落或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 过去亦有学者据《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论说，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八卦说
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纬・干・凿度》认为：干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离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风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兑卦，泽字的古文。
河图洛书说
《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I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图”、“书”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秘！神秘主义正是此说的一大特点。虚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图画与书录，实而言之，可以理解为《易经》与《尚书》。 《辞海》“河图洛书”条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一说禹治洪水时，上帝赐给他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刘歆认为《洪范》即洛书。 揭开此说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它真实的核心就是算数，能对照“九宫”算法。所谓“九宫”，在谶纬家来说，是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五”位于中央，还可以和五行联系起来）；在术数家眼中，则其数横、竖、斜偏、相加得数恒为15。
仓颉造字说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仓颉到底是什么人呢？传说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宋代淳化年间，有一部著名的书法集子叫《淳化阁帖》，其卷五载有古篆书二十八字，传说是仓颉所写。 经过人民长期摸索、反复试用、逐渐完善起来的约定俗成的汉字体系，绝不会是一人之力所能创出的。不过，如果说有如仓颉
图画说
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 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性质应是此地原始氏族的徽号，当时正处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氏族社会阶段），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上行）和“隹”（下行）对照，十分相似。《说文》说，“隹”是短尾鸟的总名。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
汉字的演变
汉字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至今仍未完全定型。 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汉代以前的文字。更具有形象性。 战国文字：“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秦国文字，汉字发展的主流。 六国文字，地域差异大，不反映汉字发展轨迹，是支流。
1、甲骨文
甲骨文主
汉字的鼻祖――甲骨文(40张)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 汉字演变
、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大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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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篆
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
4、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 小篆
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
5、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6、草书
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7、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唐-欧阳询）、“虞体”（唐-虞世南）、“颜体”（唐-颜真卿）、“柳体”（唐-柳公权）、“赵体”（宋元-赵孟\）等。 楷书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正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8、行书
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代表人物：“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有关汉语起源的论述
最先提出汉语起源于直接拟声（象声）的学者可能是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他在所作《国故论衡•语言的缘起说》中主张：“语言不凭虚起，呼马为马，呼牛为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并找出了汉语中的许多象声词作为例证：“何以言‘鹊’？谓其音‘即足’也（按‘即足’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现在大家都承认汉语中有不少象声词，“象声说”是语言起源理论之一，但象声只能指称发声的事物，范围有限，非发声事物如何指称？
最早用例证说明汉语词字‘音近义通’现象可能是梁启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写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华书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音近义通’的例证,如声旁为‘戋’的十七个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总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两原则概括之：其一，客观方面凡物体或物态之微细暗昧难察见者或竟不可察见者；其二，主观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观察不明之状态者。”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间接拟声（音义联觉）的实例。
最早提出声象表义的可能是陈澧(1810～1882)。他在《东塾读书记•小学》（见陈澧，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一文中说：“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说‘苦’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说‘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说‘咸’字如口食咸之形”。显然这些例证很牵强，有点类似西方十八世纪的‘叮咚’语言起源理论的那些想象出来的例子：“bye-bye（再见）是用双唇和舌分别挥动的口势象征着挥手再见”（见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p.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难以令人信服。
赵维森提出象声表意是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如果说汉字的基本生成机制采取了象形表意的方法的话，那么，汉语的基本生成机制则采取了象声表意的方法。”“汉语的象声表意法可分为直接象声表意和间接象声表意两种形式。”直接象声表意法有三种情况：1.“对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种声响现象的语言指称”，即“以声象声”，产生大量拟声词。2.“对人类感叹行为的语言指称”。3.“对具有声音属性的事物的语言指称”，“如‘火’之读音如野火‘呼呼’之声”，“‘金’之读音如敲击金属之声”。间接象声表意法有二种情况：1.“一般通过发音时特定的口形或气流在口腔中的不同运动方式来类比事物的运动状态，以此实现对事物的指称”。如“‘打’指强有力的动作，故发音也较用力，且声音洪亮；‘杀’的动作结果是尸首分离，发音时上下牙齿由合而分开，口形由小变大；‘聚’的运动结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发音方式象征聚的结果…” 2.“因发音会引起嘴部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所以，特定的发音方式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表情；而且发音方式不同，音调的风格也迥然相异。正是通过特定的发音方式与表情神态和音调风格的结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属性和一些非实体性现象也能通过象声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这是汉语的象声表意方式最为曲尽其妙之处。如“愁”隐藏于心灵深处，人之有愁，则表情呆滞，眉头紧缩。而愁音正是发自喉头深处，且发音时表情恰如罹愁之态。“乐”意为心喜，其发音轻松且呈喜笑颜开之表情…”（见赵维森，象声表意――汉语生成的基本法则，人文，2001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声 原本比较明确，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绪尔也未能否认，汉语生成的研讨的重点应在间接象征。此文为间接象声表意法提供的例证正如作者所述“最为曲尽其妙”，作为艺术描写可以（ 西方语言学界通常将这一类象征例入修辞类），作为语言起源的科学探讨想象因素未免太多些。例如“愁”发chou音时有罹愁之态，那么如果要解说“仇”字呢？有仇恨之态？同一发音怎能有不同之态？
李海霞：“声象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新概念，它指声音对意义的象征作用，或云声音的象征义。在一种语言中，哪个声音（包括音素、音素组合、单音节、双音节）表示哪类意义，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关系，这就是声象。声象来自原生词。当某个造词者把一个自认为“合适”的音同一个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最初的声象就出现了。但这时它是个人的和偶然的。当第二个人仿拟该词造成一个意义相关的新词时，一种约定俗成的声象就诞生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有关意义归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号之下 。”后来她做了两个命名实验，又进行了逻辑推理“我们既然承认孳生词的产生来自对母词的模仿，为可不能承认原生词的产生也来自某种模仿？人对客观万物的认识都循着由已知达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词的创制例外：音义任意结合，这个说不通。”（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p.237，巴蜀书社，2002）
朱文俊在《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一书中转述（未指明出处和时间）：“帕盖特（Richard Paget）在汉语、波利尼西亚语和闪语中发现了大量所谓动作意念词（gesture symbolism）”，“他认为这些词反映了发音器官模仿外部世界动态与轮廓的能力，而且交际本身似乎就起源于整个人体姿态体现原始生活基本动作的一种体系，发音器官的肌肉只不过把这些姿态微缩化罢了，换句话说，肌肉运动导致的发音产生了意念化的话语，如‘卡’就是以舌根在喉部的收缩呈现物体的受阻状”（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p.39，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他接着写道：“人皆有表达之欲望，在表达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体各发音器官，如舌、唇、牙、腭、声带等，它们在多感官综合感觉因素的支配下，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对自然界事物形状、特征或声音进行模仿，在这种再现行为中所产生的声音自然会与被模仿物有着某种联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这种声音不再是任意的，如同文字符号一样，是人类规定的。自然，与意念有关联的声音，乃人类表达锁链（自然物――感官――综合感觉――发声器官――模拟声音――自然物再现）的一个环节。”“关于汉语元音和辅音的象征意义，试举如下诸例：1.体积 发音时，舌位靠后，口腔大且气流浑厚者或有时伴以鼻腔共鸣者，形体大，如[a][o][u]元音及其组合”；“而舌位靠前，口腔变窄且气流纤细者，形体则小，如[e][i]元音及其组合（按原则[e]象征体积大于[i]的）”。“2.性别 男女起名在选词上既要看词义，也重音质。男儿要表现雄伟、刚毅、勇武等，则挑响亮、浑厚、有气势的音，如[a][o][u]及其组合音，间或夹带鼻音”；“而女儿家则要显示清秀、柔顺、纯净等，故应选清脆、悦耳、柔和的音，发音时口形小，以[i][e]与其他元音或清辅音组合为主”。“3.动态 A.喷发状 发音时,气流受唇、舌、牙、龈等器官的阻塞,从而急促喷出口腔,由此产生的音往往象征与空气或液体有关的人的突发行为或自然界的急促运动”。“B.摩擦状 发音时，外出气流因舌、唇肌肉运动而受阻，由狭窄的口腔缝隙中压挤或擦挤出来，这样产生的摩擦音常象征受压挤物体的运动或运动中的物体（或人体）接触表面的各种情况”。“C.开闭状 …一般腔大口阔的音象征扩展状，而腔小口窄的音象征收缩状”。“其他类型还有一些，譬如舌头后缩，双唇紧闭，气流受堵后压出鼻腔，这样产生的音形容闷气状”。4.形态 A.中空体 舌根拢起，双唇先闭，口腔中空，气流先后从鼻腔和口腔喷出，由此形成的音象征某些容器”；“也有由舌尖与上齿龈封住气流，使之从鼻腔和口腔中喷出而产生的音，…它们也有同样的象征意义”。“B.上下位置 有些音通过舌尖、舌面或舌根的拢起和下落象征物体位置的高低”。（详见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p.40，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以上二说，意思相近：发音器官有意或无意地对自然界事物形状、特征或声音进行模仿。 模仿行为产生的声音与被模仿物有着某种联系，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蒋善国在说明形声字“声符兼义并且就是它的语源的这类”时写道： “人类发音机官的运动跟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发音器官运动时，至少要发生两种感觉：一是触觉，例如唇跟唇的接触，舌跟齿的接触等。二是运动感觉，例如舌的上下，口腔的开闭等。接触的部位有广狭、程度有宽紧，遂发生种种不同的触觉，每一种触觉附带着一种微细的情感；每一种运动感觉也附带着一种微细的情感。这两种情感都直接地表示出意义。由于人类用口势拟意，出现了语音。语音的成立，一方面是有了概念，一方面是有意地使用了口势。到概念词出现时，在筑成它的劳动生活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习惯，使口舌的拟势行动依着概念词所属的劳动类型而作出合适的姿态。表现甚么概念，就作出什么口势；有甚么口势，就发生甚么声音。概念近的口势近，口势近的声音近，所以‘音近义通’。语源或音根便在口势拟意的过程中形成了。例如双唇遮口，气从鼻出的口势说出些遮蔽、模糊等的音字，双唇相打的口势说出些相碰、相合的音字，双唇相分的口势说出些相分的音字，舌前上打的口势说出打击、挺进的音字，，舌前上挤，摩擦气流的口势说出细小、散碎的音字，舌前上按，气从鼻出的口势说出贴近、按入的音字…。”随之他以此分析梁启超所举八十三语皆以‘M’字发音作为例证(见蒋善国,汉字的组成与性质，p.258，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蒋善国（1898～1986）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助教，继承 并发展了梁启超的音近义通说的研究。 《汉字的组成与性质》写成于1956年，可能是明确提出语音起源于口势拟意的第一人。由于他的研究重点在文字学，用“口势拟意”说明音根为何音义相关，因此他可能不关心语言学对间接拟声的讨论，也未能进一步与语言起源联系起来。文革初期我因迷于“文字改革”，查阅并抄录了许多文字学资料，注意到这部分内容。近年来探讨语言起源和语词理据的文章发表了不少，好像还没见到提及蒋善国先生的这项工作成果的。特此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