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但在古代，从医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从“三教九流“的划分来看，医生的地位甚至不及种田人。
从古至今，凡是医生看病都有风险，尤其是医疗水平极端落后的古代，中医治病基本上只能靠望闻问切、草药针灸，自然免不了错诊误诊。
当然，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历朝历代对医疗从业者均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尤其对于医生致人死亡的情况，都有相应的处理法规。
《唐律》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
大概意思就是，同样致人死亡，分为故意和过失二种情况，如果是医生的过失导致病人死亡，处以二年半的有期徒刑；如医生明知有误而导致病人死亡，按故意杀人罪论处，通常会被处以极刑，即使未造成后果也要处以杖六十的处罚。
宋、元、明、清等朝代在医疗方面的法规，基本上沿用了《唐律》。《大清律》卷二十六：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对医生致人死亡的处理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类似于今天的第三方医疗鉴定。
还有除外责任释义：其病先经他医，断以不治，嗣被别医误治致死，形迹确凿，虽禁行医不治其罪，以其病属必死也。意思是经过别的医生诊断，认为这个病人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即使其他医生误治明显，危害后果明显，对其处罚也仅仅是禁止行医而不加罪。
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法规对医疗事故的处理还是相对比较人性化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因条件所限，当时社会无法对医生的治疗水平进行评价；二、法规的制订充分考虑到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三、历代法规对医疗失误的情形都抱着宽容的态度，处罚也较轻。
《元典章·刑部》中记载，有割瘿割死人的情况，判处结果是杖四十七，死者的烧埋费用不用出。也有治疗方法不对医死人的，判处杖七十七，追征烧埋银给苦主家人。可以看出，古代医生医死人的判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伤人性命要受惩罚，另一部分则是对死者家属交待，赔付丧葬费。
元代也有禁卖毒药乱行针医，禁假医游行货药、禁货卖假药的记载。对于乌头、附子、巴豆、砒霜等有毒药物，医生不能随便卖给别人。街头郎中或者江湖游医也要被监管，不许其乱施针药害人性命。卖假药的就更不允许。
清代对于庸医医死人大多按过失杀人判。嘉庆二十年有庸医杀人案。庸医给病人开药时，没有用药铺里的药材，而是选取了路边贩卖的草药，买到后也没有仔细辨认，里面的川乌实际上是有毒的草乌，故以过失杀人论，除了要倍追赎银，还要重杖一百加枷号三个月。
这种医生属于比较糊涂的，还有的医生选取的治疗方式不当，对病人给予针灸和药物，结果病人汗涌而殒。本来是准备判处医生绞刑，允许收赎（以钱赎罪），但是后来经过查证，发现病人家属的申诉控词有不实之处，故而其家属也受到了杖一百处罚。
没有医死人的情况则判决稍轻，多为杖一百徒三年，且允许收赎。民间妇女谎称神灵附身，卖药骗取钱财一般按此例。
当然，如果医死的是皇帝，自然是不按过失杀人走的，搞不好全家都得折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