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在作品中展现了三种基本思想倾向，即儒、释、道，其中释即佛学。中国文学受佛教之深刻影响，主要集中于东晋至两宋时期。下面仅举若干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的典范，对此做一简要说明。
一、文学作品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在时代风气浸染与家庭熏陶之下，王维与佛教之缘除了在于名字维摩诘（源于《维摩诘经》），更体现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上。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辛夷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这些诗句无不表明，作者以一种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姿态对世间万物进行圆融观照，获得了特殊的审美体验，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意境美。这种境界与禅宗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平常心是道的讲究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维正是利用这份禅意将自我建构为诗意地栖居者中当之无愧的代表。
宋代的佛系作家中，苏轼是重要一员。其自称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每逢佳处则参禅，又在《琴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与《世说新语·简傲》中嵇康与钟会的对话（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暗合，显示的是一种因缘聚散。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亦出于禅家（见《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这种观点讲究师法古人之辞之意，根本上是为求新。就具体实践来说，如其《荆江亭即事》（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便借鉴了杜甫《存殁绝句二首》每篇写一存者、一死者的构思方式。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东晋以来出现了许多诗僧，如支道林、贾岛、皎然、齐己、九僧等，这些人在文学与佛学的融合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文学批评首先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历代学者对其是否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看法不免轩轾，但就南朝的时代背景与刘勰本人的经历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南朝玄释合流，玄学的兴盛必然带动佛学的流行；并且，刘勰本人就是一名佛教徒。《文心雕龙》中虽然很少出现佛学术语，但在具体批评中却处处透露着佛学思想。比如刘勰本人更倾向于清新自然的风格，但对错采镂金式的作品同样采取了客观包容的态度。这种折衷观正是在印度佛学大师龙树的中论观启发下产生的。该观点的核心为八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两点论，即不偏不倚、全面地看待观点。
其次是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众所周知，严羽主张以禅喻诗，如其在《诗辩》中说学汉、魏、晋与盛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就是将禅学之法运用于诗歌批评，提倡读者通过反复揣摩达到对作品内涵的透彻领悟。值得一提的是，临济、曹洞两派在禅宗史上不分春秋，严羽却以之分别譬喻高下立见的汉魏盛唐之诗与大历而下的诗歌。其实，这并非由于无知妄论（钱谦益），而与其本人的禅学宗趣以及宗派自身的特征有关。一方面，严羽的趣尚偏于临济宗；另一方面，临济主当下荐取之直感法，亦契合了汉魏盛唐诗的特征。这也是宋人论诗的突出传统。
总而言之，佛学之于文学归根结底是前者作用于作家，以语言为媒介，最终影响后者。同时，儒、道、佛三家亦非对立，大多时候呈现兼容的状态。这一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探讨，如佛经的翻译、佛教题材的运用、新兴文体的产生等等，笔者就作品和批评两方面的简述，或许能起到一点管窥之用。
我想知道的是佛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虽然我不信佛教，但一直坚持做好事，做善事始终认为佛学影响的不是文学，而是写文学的人。
现代人七情六欲太多，能静下心来做某些事情的人少之又少，
写文学的人需要有一颗静下来的心，但如何让心静下来是困扰很多人的现实问题。我书读的不多，对文学还有佛教都是一知半解，所以不敢轻薄于文学与佛教，不懂就不要乱说话。
我热爱文学，但我是一个普通的劳苦大众，说不了那么多文字典故，两个月前才开始写作，入驻这里也一个月。
刚开始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静不下心来写作与读书，但偏偏自己特别特别想，虽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依然热爱写作，开始写作半个月是最难熬的，怕写不好，晚上为这件事失眠了好几天，晚上不睡，白天特别精神，打了鸡血一样，我知道再这样下去就崩溃了，钱没有挣到，人变成神经病了。
后来，与一个信佛教的同学聊天打电话很久，他说的什么我居然忘了，好像是执念太深，情愫太专一等等吧！
居然和他聊完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一直到现在。
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文学与佛教真的有那么久的渊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