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应改变战术，内发展尽力而为，通过此次机遇把重点放国外，把好种植与精深加工及对外贸易预期，建立国际中医药体系与机制（首先在对中医药有充分认知的国家开始逐个建立），没有必要跟那些黑中医药者费口舌争的唾沫星乱飞浪费时间，丸药最好，别被一些不切实际的中药制备创新舆论误导，医药就是用来治病的，不是为了粉饰好看更不是为了适应病人服药惯性喜好，想治病，病人就得适应它，相信国外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和亲身体验也很乐意接受它依靠它，有质量就有疗效，有疗效就有求治的病人，有病人就有市场。
为什么说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
简单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一支。
禅宗讲求明心见性，这与道教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同宗同源；与儒家的俭以养德、静以修身也是异曲同工。
禅宗开示心即是佛，这让信者从人天角度审视自己而引向哲思，通过参悟“我是谁”等，直至参透“无我”、“空相”。
禅宗强调顿悟，其实是让修行者抓住最为根本的东西深入，但不是不要修行了，也不是玩口头禅、野狐禅。
禅宗不立文字，是要破除文字束缚，追求第一意，这又是道可道，非常道。
禅宗就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以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华文化中哲学、文学的发展。
禅宗是活泼的，不是风在动，不是幡在动，是你的心在动。
禅宗又是高深的，如来拈花，一笑几人？
禅宗又是平实的，行走立卧，吃喝拉撒，无一不是禅，无一不是人自我觉悟的时刻。
先说禅宗为什么被中国接受，而不被印度接受，然后就能明白禅宗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
据梁漱溟先生考证，禅宗实际是源于古印度经典《奥义书》和《吠陀经》，是《吠陀经》本体论哲学对佛教的一次成功渗透。梁漱溟先生考证了印度大乘佛教的实修内容，发现印度大乘佛教在实修上，都是修大乘37道品，以见佛性，并且在众多大乘佛教经典里规定，不修37品，不能见佛性，少修一品都只能是山寨版见佛性，相似见佛性，没用。梁漱溟先生通过对禅宗的深入研究，发现禅宗刚好违背了这一规定，只修了37品中的一品，就是念佛法身。这一简化，很好地秉持了《吠陀经》的本体论，自然是不容于印度佛教界，尤其是那烂陀寺。所以禅宗只有向东传教。
而中国魏晋清谈之风，主要就是谈玄论道，其中就有本体论，道教本身也是本体论哲学，当然基督教也是，基督教几乎囊括了所有本体论。
禅宗要想在中国传播，则必须将自己的修法密藏起来，搞“别传”“秘传”，“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这对于中国各种技艺的祖传文化，起到了带头作用。所以，中国书法的用笔，密不外传；中国中药的剂量和用法，密不外传；脉法，密不外传；京剧的身形步法唱腔，密不外传。秘传有两个好处，一可防止权威攻击，一击即灭；二可保存知识产权。但也有缺点，缺点就是不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比如很多祖传特异功能，现在就被证实是假货。
禅宗弘扬了《吠陀经》的本体论哲学，对后世的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一千多年的禅宗，因为害怕大乘原始佛法指摘其是外道，而没有留下一些有思辨意义的著作。而梁启超考证《大乘起信论》是禅宗内部延续《吠陀经》写的唯一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