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回族、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上映于2001年的电影《刮痧》以其曲折跌宕的剧情、发人深省的文化冲突主题以及对个体文化身份、精神困境的刻画与揭示，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关注与青睐。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所遭遇的一场法律风波。许大同与妻子简宁来美8年，事业渐有起色，夫妻恩爱，5岁的儿子丹尼斯也乖巧可爱。然而，正憧憬着未来幸福生活的一家人想不到，需要面对的真正困难才刚刚开始。由于来美探亲的爷爷看不懂英文药品说明，便用中医的刮痧疗法给小孙子治病。丹尼斯背部留下的青紫偶然被儿童医院的医生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误会竟使许大同陷入了虐待儿童的法律诉讼当中。许大同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法律逻辑，加之性情使然，导致整个事件愈演愈烈。幸福的家庭、和睦的社会关系、蒸蒸日上的事业，眨眼之间便化为乌有。　　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观者对主人公一家强烈的同情心。其背后所指涉的文化主题，即异质文化之间的隔阂、对峙带给个体的文化生存困境也极其醒目，发人深省，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全球化时代，依然存在着民族身份、文化认同的巨大困境。主创者在这部电影中预设了中国文化、人伦亲情与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对峙、碰撞，由此铺陈情节、演绎故事、表现主题。[1]本文从理性观、家庭观与个体利己观三方面出发，分析了影片《刮痧》中所揭示的中美文化间差异。　　一、理性观：偏主观与重客观　　从《刮痧》这部影片上看，许大同这一人物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的思想。影片一开始给观众传递了一个假象，即许大同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能与他人建立极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参加电脑游戏设计大奖的颁奖仪式上，他直言不讳地跟老板昆兰说该给他加薪，走进展厅后，许大同说自己的奖杯很丑。直率、幽默正是典型的美国个性。但随后，导演便向观众表明，这些都是在未触动某些原则前提下的表象。影片通过孩子间的一次小冲突，触及了许大同的原则底线。这段小插曲打破了之前所营造的和谐气氛，为随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由于丹尼斯不为自己打人的行为道歉，并当众向昆兰的儿子保罗的脸上啐了一口。这让许大同深感尴尬。为了给自己和昆兰“下台阶”，他当众打了丹尼斯一巴掌。从许大同与丹尼斯回家后的对话中，观众得知，他此前从未打过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件事情在许大同心里的厉害程度。　　从根本上说，中美文化中都有理性的概念，不同的文化主体在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上都重“理”，但双方“理”的本质却迥然不同。理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很好存在下来，就是因为自身具有极强的理性。但这里的“理”与美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不同，其本质是道理与情理，即合自然、合人情，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当然，这里的主观不是指个体的主观，而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并被继承下来的一种集体意识，是得到公认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诸如社会的传统道德礼教等。因此，中国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选择更多倾向于从自我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其标准是主观色彩较强的情理与道理。儒家思想中强调“和”的概念，强调“以和为贵”。孩子间的打闹和无礼，在许大同看来不但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形象，更是有损于两家人的和睦关系。当这一生活细节被上升到这一层面时，许大同只有通过教训孩子来化解矛盾。许大同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表现出明显的“克己”态度，显示出其为人处世的理性。但他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朋友的理解和认同。许大同在打了丹尼斯之后，影片将镜头聚焦在昆兰茫然和不安的脸上。面对这种情景，昆兰与夫人不知所措，和谐的气氛瞬间转变成尴尬与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许大同并没有注意到朋友不自然与不理解的表情，在其意识里也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识大体的举动，是对朋友的尊重。　　这件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由于不同的文化和观念而造成的理解上的误区。昆兰是美国价值观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式理性文化[2]的体现。他重事实、处事冷静、态度客观。在影片中昆兰的行事逻辑体现为对事而不对人，小孩子间的吵闹就是小孩子间的事情，不会上升到其他层面；在法庭上他证实许大同打过孩子；为了帮助许大同，他亲自跑到唐人街去寻找证据。这些都表现出其鲜明的西方理性思维。并且，美国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重事实，讲求证据，据此进行逻辑判断。即使是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都要凭证据说话。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美文化中虽然都强调理性，但其本质是不同的。许大同从幼年到成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观念一旦形成，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来到美国后，环境有所改变，但骨子里的一些观念性却还是根深蒂固存在着。当许大同与妻子简宁为丹尼斯的诉讼案作准备时，许大同思索自己提供爱孩子的证明时，仍谈及了曾托人从北京带“中医偏方”这个敏感的字眼，并纠结于求证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何等荒谬的。这些都表明许大同没有意识到遭遇法律诉讼的根本问题和症结所在，面对现实他既固执，又极度茫然。　　二、家庭观：家本位与个体本位　　影片从各个角度出发，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善良、敢担当、仁义、爱家的好人许大同。但正是这样一个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人物，却承受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遭遇。这无疑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同情与思索。首先，许大同认为孝道是最基本的家庭道德。当法官问及他是否亲自给儿子刮痧时，许大同仅有片刻的思索，便点头承认，他既担心父亲以后无法在美国定居，也担心年事已高的父亲接受庭审。当简宁站起来想要反驳时，这位一向疼爱自己妻子的丈夫，表情变得少有的严肃和不容置疑。丹尼斯住进福利院后，他也向父亲隐瞒了原因。父亲回北京前，他甚至不顾法庭的禁止令，自作主张将孩子带去机场，为的只是见爷爷一面。影片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揭示了许大同对孝道的恪守。即使自己需要背负上难以承受的重压，违背法律，他都在所不惜。在昆兰的视角，刮痧是许大同父亲做的，当然就应该由许父承担，许大同怎能替别的个体顶罪呢。但在许大同眼里，代父受过是必守的孝道，是天经地义的。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同样一件事情，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次，在对待许大同打小丹尼斯的事情上，也体现出中西家庭观上的巨大差异。根据中国传统观念的“父为子纲”，孩子是父母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孩子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孩子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社会成员。只要有“打”的理由，父母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孩子的感受是其次的，因此才会有爷爷和小丹尼斯解释说“打是亲骂是爱”。昆林觉得许大同在大庭广众下竟然动手打丹尼斯，这无疑是对人权的践踏。父母从为孩子好的角度出发，查看孩子的日记、信件，禁止孩子在中学阶段恋爱等现象，在中国很常见。在美国，孩子首先是作为平等的个体的社会一员，然后才是家庭成员。美国人的思想中，人生而平等，孩子与父母是平等的，不具有从属关系。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父母无权剥夺。西方国家中父母与孩子以平等的朋友关系相处，父母进入孩子房间之前会先敲门等，孩子成年后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许大同行为中的欺骗、分居甚至是劫持等，都是从集体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出发，而他自己背负的是超越个体的家庭利益。　　三、个体利己关：偏秩序等级与重绝对平等　　影片为主人公设置了许多障碍与挫折，通过许多的细节铺陈将戏剧矛盾一步步推向激化。其情节牵动人心的关键在于许大同越是极力维护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利益，使他们不受到伤害，便越是使事情陷入难以收拾的境地。首先，许大同的努力其实质也是一种利己的行为。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只有家庭幸福，才有个人的幸福。从最开始的当众训斥孩子、“替父顶罪”、庭审上的公开愤怒、对美国司法逻辑的抱怨，到怒斥好友、愤然辞职、违背法庭禁止令，再到不顾生命危险爬上九楼给孩子送圣诞礼物。虽然主人公吃尽了苦头，但他维护自己和家庭利益的方式却背离和超越了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给他的合理方式，因而距离理想的结果也越来越远。许大同的形式逻辑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仁爱所强调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以“己”为中心，如石子投入水中推开的波纹，一圈圈愈推愈远，愈推愈薄。[3]特别是许大同在对自己的案子上，并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要求一向涉及知识产权案子的昆兰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由爱父母推而广之，仁爱程度也逐渐递减。中国的“利己”包含了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及根据亲疏一定程度的“利他”。由此，就不难理解许大同以这种思维方式出发的做法了。　　其次，美国的“利己”思想，包含了对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肯定，强调个人本位，即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西方基督教宣扬包含“爱你的敌人”的对一切世人的无差别的爱，不会因亲疏远近发生变化。因此，当昆兰在听证会上看到那些孩子背部的照片时，完全没有考虑过当事人与自己的朋友的关系，而是当众义正词严说，“你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儿子”，“如果你把这称之为治疗，我不知道什么才叫虐待儿童！”此外，昆兰认为许打孩子是侵犯孩子的个人权利，和“给他面子”等混乱的逻辑联系不上。类似的，昆兰在法庭上讲出许打孩子的事实，也只是基于在法律面前讲出事实而已，因此也导致了许认为昆兰出卖他。中美文化的差异导致理解的鸿沟，二人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对对方的做法作出判断，产生误解是在所难免的。　　综上，影片《刮痧》中，许大同的行为之所以会引起他人的误会，是因为其置身于一个与自己文化观念、价值原则完全迥异的环境当中。而许大同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困惑不解，也正源于其自身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观念，并固执、无意识地以此为出发点来审视与评判外界。影片虽然以大团圆结局，但其所触及的文化主题却必然引起观者的长久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