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医从来没达到那样的水平，这样说也许有人不同意，不过看看中医和西医碰撞的历史，就知道这是事实。
中国人最先用的当然是中医，那是因为没机会接触西医。
如果说最早西医被中国人了解，应该是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从那时候开始，有识之士就对中医有了怀疑。也就有了中西医较劲的历史。
民国时期就有过“废医案”。
这个事情要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章太炎说起。
通常人认为，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牛人，像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蔡元培、梁启超，都对他佩服至极，当然他们之间也多次分分合合，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即使袁世凯软禁他，和给他一个月五百大洋，这在当时，是名教授两倍以上的月薪。
其实章太炎也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也说过：“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也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而章太炎长期担任苏州中医学院名誉院长。
他的观点是反对明清两代兴起的“寒凉温补”一系。只支持《伤寒杂病论》这类强调临床经验的“方经”——归根结底还是“废医验药”。
而他的学生像鲁迅、钱玄同等，一概反对中医。
北伐战争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废中医派一方的领军人物是余云岫，时任全国医师学会会长。他恰恰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以往提到这段历史时，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其西医教育经历，而忽略他作为鲁迅同门、章太炎弟子的学术渊源，甚至不提他早年曾修习中医。
更早的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是经学大师，在清朝当过河南学政。早在西医全面传入前的1879年，俞樾就著有《俞楼杂撰》，明确提出：中医出自巫卜，《内经》和《素问》等所谓中医经典并无医学意义。只有历史中积累的药方尚有价值，原话为：“医可废，药不可废”。
再看看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以后，中西医的交集。
红军初期，西医是相当缺乏的，但是，打仗行军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伤病，对一些枪伤、传染病，中医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样西医就成了救命稻草，像刘伯承、陈赓这样受过重伤的著名将领，都是经过西医治愈的。
那时候红军中最著名的西医有三人：
一个是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的傅连暲，其实就是教会医院的附设医校，当年他开医馆用几十担挑子把自己的医疗设备运到苏区，成了红军西医大拿，从此以后几十年成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保健医生，而且在根据地办医校，解放后成为55年唯一的医生出身的开国中将。可惜解放后据说给林彪体检，说他没多大病，就是有吸毒的习惯，而得罪了林彪，文革时期首当其冲地被关进监狱，成了第一个死在监狱的高级将领。
不过75年被初步平反，召开追悼会，并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粉碎“四人帮”，再次召开万人追悼大会，彻底平反。所以他也成了第一位两次召开追悼会的高级干部。
第二位红军名医是贺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
从他资历看，不但是西医科班出身，而且入党时间比不少元帅、将军更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解放后于五八年被补授中将军衔。
他的命运和中西医都有联系，因为五十年代初抵制成立中医研究院，被撤销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职务。
好在他比傅连璋幸运，经过文革的百般折腾保住了命，于1992年以91岁高龄善终。
第三位红军名医叫李治，早期在德国学医，1930年时31岁的李治被迫在国民党军队张辉瓒18师中做了一名军医。张辉瓒奉蒋介石命令进攻中央苏区，结果在1930年12月于江西吉安中了红军伏击。李治也在这场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由于红军急缺医务人员，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极为优待，李治就此参加了红军，并担任了红军第四医院的医务主任。1931年李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红军第一医院的院长。
建国后成为开国少将。
到了延安，红军缺医少药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才有了把美国医生马海德、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当成宝贝的历史。
这时候有了中西医的一次紧密联系，当然是因为西医西药稀缺，更是因为当年的领袖毛泽东说：“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用”的讲话，延安兴起了西医向中医学习的热潮。
这里不得不提任作田，百度百科介绍：
任作田 (1886-1950年）乳名东立，艺名“毛团“，近代医家。1886年生于辽宁辽阳县。原籍文安县大围河公社东柏木桥人。
任作田幼年时期由于体弱而入“吉利班”，功习胡生、武丑。他腰腿基本功好。“吉利班”在光绪二十一年进北京演出期间，他上演《三盗九龙杯》。“飞杠”、“倒卷帘刀“，演技被观众称绝，送绰名“猫窜”(毛团)。后演绎成艺名。“吉利班”班主将班转让后，任作田随班留关外一带演出，有时也去上海登台演出他的功架对后人有一定影响。著名京剧演员张世麟，曾长期随他演出。张后来成为长靠短打功底全面的武生，得益于任作田的亲授。
“九一八”事变后任作田放弃了以往舒适安逸的生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任作田为宣传抗日，组织抗日队伍，发动军民奋起抗战，在东北大地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烈的斗争。致使日军伤亡惨重，闻风丧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其英勇斗争的壮举，深遭日寇的痛恨，日军扬言重金悬赏捉拿任作田及其全家。
任作田所在抗日队伍在与日军作战中，由于弹尽未能及时补给，暂时撤退。之后任作田等率领抗日民众3000余人在察哈尔荒芜人烟的扒子补隆建设垦区。他们当时的口号是“汗流在西北，血流在东北。”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成了一个集体农庄式的垦区。
后来，日本侵略军进侵西北，张家口沦陷时，他们的垦区遭到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艰苦奋斗创建的垦区被毁。任作田前往抗日革命根据地陕北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1941年4月1日，任作田在延安创办了著名的“延安针灸疗病所”。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用手中的银针，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边区的群众治病。
毛主席当时作出“中西医结合”的指示，鲁之俊(曾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解放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针灸学会主席，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还有朱琏(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解放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所长)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热心向任作田学习针灸，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运用针灸医治病人，认真传授针灸技术，使之在八路军中广为传播应用，当时针灸治病被传为佳话，以致许多战士手中都有银针。
任作田和鲁之俊双双被评为陕甘宁边区领导英雄。
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作田是一个艺人，还是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从他简历看不出他的针灸术是从哪里学到的，最起码从时间上来说他没有一般明医多年潜心做医学学习和研究医学的经历。
因此，常理来说他谈不上是一个针灸大家。
不过他的学生鲁之俊和朱琏这两个医科科班出身的人，解放后却在医学上成名成家，两人分任刚成立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医科学院）首任正副院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医药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这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可以说是鲁、朱两位老领导的部下和晚辈。
通过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就成了从属的医学手段。中医只是在缺医少药的前提下的起到了一些替代作用。
因此，西医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后，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更不会有一所纯中医的中医院。
